纵观孔子的一生，他早年即出仕鲁国，并于 鲁定公 九年（前501年）左右升任大司寇，摄行相事，这是“得君行道”的路子。可见他早年一直期待为时君所用，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，甚至以为能够“鲁一变，至于道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不过，随着时局的崩坏，孔子曾寄予希望的道路行不通了，于是他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历程，期待能够在他国推行自己的政见。他曾居留于卫，也曾打算西行谒见晋大夫 赵简子 。当时的诸侯国也有赞许其学说者，如《论语》所载，鲁国的公山弗扰、 晋国 的 佛肸 都曾邀请孔子前往他们的封邑，但最终这些动议都无疾而终。传闻 楚昭王 打算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与孔子，也为 令尹 所止。这些都说明当时诸侯国不乏推崇孔子政治理念的执政者。另外，孔子也曾有“乘桴浮于海”（《 论语·公冶长 》）的感慨，按照前人的解释，此言依然体现了孔子不能建国于诸夏，而欲行道于化外的“得国自王”之行道路径。从《 孟子 》《 史记 》《 韩诗外传 》等文献中，我们还可以发现孔子的另一面，即推崇历史上的明君 商汤 和 周文王 。他们都在狭小的封地上，成功推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最终成就了三代之治。显然，孔子也希望重现这样的成功范例。经过仕鲁和周游列国的多年尝试，孔子终于明白尧、舜之道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。晚年，孔子曾发出“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的感慨，说明他此时已经意识到，只能将抱负寄托于后人。他通过删削“六经”，尤其是“作《春秋》”，将政治理想与具体建言寓于经典撰述中，这就是孔子的“为之”。《 公羊传 》终篇说：“君子曷为为《春秋》？拨乱世，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。则未知其为是与？其诸君子乐道尧、舜之道与？末不亦乐乎尧、舜之知君子也？制《春秋》之义以俟后圣，以君子之为，亦有乐乎此也。”“君子”，公羊家认为就是指孔子；“以俟后圣”，也就是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乃至删削“六经”的意图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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